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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国“天乳运动”:解放身体 止于至善

时间: 2017-05-18 来源: 历史故事网 作者:

  不说或许不知道,今年是胸罩发明整整100年。如果根据严格的考古发现,胸罩的历史可以很悠久,直追溯到公元15世纪奥地利提洛尔东部的朗博格城堡出土的文物。但是现代意义上的胸罩,一般以1914年由美国人玛丽·菲尔普斯·雅各布(MaryPhelpsJacob)的改良版本为准。因为这一年,她向美国政府申请了专利保护。而更为重要的则是,经她改良的胸罩可以方便和现代服饰搭配,修身、提胸,令女性身体曲线与特征突显出来。

  

  1914年,从国际上看,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开战的一年。接下来的4年时间,由于钢铁紧缺,不少妇女胸罩内的钢丝都被征用为军需物资。而同样是这年,让我们把视野缩小到中国,则是民国三年,袁世凯正在准备次年他的君主立宪大业。在那个小政府的年代,民间的文化活力大得惊人。当时中国与世界流行时尚接轨的速度,恐怕令今天生活在互联网时代的人也要叹为观止。

  

民国“天乳运动”

  胸罩发明不久就已经传入中国。我们很难找出谁是第一个穿戴胸罩的人,但种种迹象表明,这人很可能是个性工作者。而且,出现在当时声色犬马的上海。1918年,上海市议员江确生在致函江苏省公署时说:“妇女现流行一种淫妖之时下衣服,实为不成体统,不堪寓目者。女衫手臂则露出1尺左右,女裤则吊高至1尺有余,及至暑天,内则穿衣粉红洋纱背心,而外罩以有眼纱之纱衫,几至肌肉尽露。”而1920年,上海政府则发布布告称,禁止“一切所穿衣服或故为短小袒臂露胫或摹仿异式不伦不类”,并称其“招摇过市恬不为怪,时髦争夸,成何体统”“故意奇装异服以致袒臂、露胫者,准其立即逮案,照章惩办”,按照这则公告的说法,女子只要穿着低胸露乳、裸露胳膊、小腿的服装,就将面临逮捕入狱之灾。我们可以脑补当时所谓“有伤风化”的服装,其实就是胸罩。

  

  和历史上所有新生事物的出现一样,有悲观的反对派,就有乐观的开明派。几乎与江确生反对“淫妖”衣服同时,中国第一位留洋性学博士张竞生,在其着名的《美的人生观》一书中抨击束胸:“束胸使女子美德性征不能表现出来,胸平扁如男子,不但自己不美而且使社会失了多少兴趣。”——广东很快成为停止束胸运动的前线。1927年7月8日,时任广东民政厅厅长、着名学者朱家骅在《民国日报》上刊登《禁止妇女束胸提案》:“厅长有见及此,亟思将女子束胸之陋习,严行禁革。拟请由省政府布告,通行遵照,自布告日起,限三个月内,所有全省女子,一律禁止束胸,并通行本省各妇女机关及各县长设法宣传,务期依限禁绝。倘逾限仍有束胸,一经查确,即处以五十元以上之罚金……”朱家骅以罚款严禁束胸,从此,一场轰轰烈烈的“天乳运动”拉开帷幕。

  

  “天乳运动”之名,当然是与“天足运动”遥相呼应。民国初年,朝野各方想尽办法废除缠足陋习。然而,无论是“天足”还是“天乳”,其背后的逻辑却都不是为了女性身体的解放,而是为了进行一场针对中国人国民性的大改造。

  

  香港学者吴昊在《都会云裳》一书中说:“短短十五年光景,能把悠悠一千年缠足恶习解除,小脚革命之所以成功快速,除妇女觉醒的缘故外,还是政治形势使然。其一,晚清正处于内忧外患,兵荒马乱,缠足妇女竟连避灾逃难也无能为力,‘一旦遇兵燹,遇灾害,寸步难移,只有寻死一法,伤心惨目’。其二,很多论者认为缠足妇女深闺弱质,多病且夭。母体弱,则先天征薄,而生子亦弱,‘国非人不立,以弱孕弱,弱无已时,而国且随之矣!’将国家和民族存亡与女人的身体扯上关系,就在这时期开始了,反缠足也象征着反帝国主义。”

  

  与我们印象中不同的是,对“天足”“天乳”的最大反对声音并非来自传统礼教或者士大夫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教授高彦颐,在她着名的《缠足: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》中指出,真正阻碍“天足运动”的是来自民间的保守文化力量,尤其是当一种习惯变成了身份、地位的象征之后,这种被建构的传统,才是个体解放的最大阻力。如果无法理解,不妨换个角度想想,满清女人并不缠足,入关起初也禁止汉族女性缠足,但却遭到汉族女性的激烈反抗。最后是清廷选择妥协,甚至成为“男降女不降”之美谈——因为汉族男性都迫于满清淫威剃头。余英时也曾说:“正如狄百瑞说的那样:‘缠足经常被当作显示儒学残忍、扭曲、男权至上的罪恶习标志。’但实际上正如他清楚地阐明,这种侵犯女人权的极端形式与儒学、佛教均毫无关系。”(见《民主、人权与儒家文化》)

  

  那么,1920年代民间怎样反对“天乳”呢?以1928年7月《申报》的一篇报道为例,当时广州大沙头一位观念进步的先生,带着没有束胸的妻子出门。结果,其妻在路上连连被讥笑为“村下婆”。妻子羞愧难当,立刻现买了一件小衫,找了个隐蔽的地方,把胸束好,才愿意与先生继续逛街。换句话说,民国初年的女人不把自己弄成“飞机场”,都不好意思逛街。另外,虽然1927年朱家骅下令束胸要罚款,但次年的广州街头,还是一派束胸的风光,实无变化。

  

  如果读者有机会看到民国初年所谓“上海十大名妓”的照片,也会惊讶地发现,几乎全都是平胸。在她们宽大的衣服下面,是将胸部绷得紧紧的“小马甲”。作家包天笑曾在《六十年来妆服志》中写道:“小马甲多半以丝织品为主,小家则用布,对胸有密密的纽扣,把人捆住,因从前的年轻女子,以胸部高耸为羞,故百计掩护之。”但没过几年,上海再一次引领时代风潮。

  

  在1920年代的上海,民间悄然流行起穿戴“义乳”(“义”者,假也,比如“义肢”“义眼”“义兄”等等)。可是,谁来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,却成为另外的大问题。正如上文所说,我们现在已无从考证究竟是谁第一个尝试戴“义乳”,但是从公开资料来看,1930年代红极一时的影星阮玲玉,或许是第一个身体力行的公众人物。阮玲玉以精湛的演技蜚声影坛,并且创立了旗袍的独特美学。传统的肚兜只有遮挡的效果,而“义乳”却可以突显女性高挑的身材,将胸部挺起。戴上“义乳”的阮玲玉,丰胸、细腰,与旗袍的剪裁样式天衣无缝。阮玲玉穿戴“义乳”,标志着中式及西式服装开始融合。与此同时,作为“天之骄子”的民国“官二代”,也在追求时尚。1930年,民国内务总长朱桂莘之女名媛洪筠,穿着西式泳装在北戴河游泳——这举动成为当时备受争议的事件。

  

  阮玲玉之后,上海滩的衣着风尚很快发生变化,形成以“露、透、瘦”为新标准的审美。《申报》、《玲珑》杂志等当时发行量巨大的报刊,都有胸罩乃至丰胸的广告。据说,当时才十几岁的张爱玲很喜欢穿各种时尚的服装。

  

  张爱玲在1942年(22岁)创作的《更衣记》中写道:“中国女子在紧身背心的功用实在奇妙——衣服再紧些,衣服底下的肉体也还不是写实派的作风,看上去不大像个女人而像一缕诗魂,长袄的直线延至膝盖为止,下面虚飘飘垂下了条窄窄的裤管……上层阶级的女子出门系裙,在家里只穿一条齐膝的短裤,丝袜也只到膝为止,裤与袜的交界处偶然也大胆地暴露了膝盖,存心不良的女子往往从袄底垂下挑逗性的长而宽的淡色丝质裤带,带端飘着排穗。”时代之车,已经顺利启动,“天乳”之势不可阻挡,而这也是民国步上世界舞台的一个瞬间。在此之后的几十年后,中国再一次遭遇束胸逆潮,那是后话了。

  

  综上所述,民国初年“天胸运动”的初衷,其实是为了改造中国人的体质。这是在达尔文“演化论”被曲解为“进化论”更加发展成“社会达尔文主义”之后的一个悲剧——人们将女性看做生育更加优良人种的工具。但是在这个过程中,女性的身体也不容否认获得了某种程度的解放。或许在历史面前,我们不必太过计较那个原初的目的是什么,更不必拘泥于谁利用了谁之类的阴谋论,而应该看到整件事的结果是有益的——换句话说,在整个过程中,谁说女性又没有反利用男性的那种幼稚的“工具主义”心理呢?

  

  身体解放,止于至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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